瑪多縣對草原實施禁牧后，草原飼養的牲畜量下降了，但單位面積草原的載畜量也下降了。專家指出，應對草原進行靈活的動態管理。
廟廟湖村的移民來自生態環境極度脆弱的寧夏回族自治區西海固地區。但要真正讓移民穩得住，仍然是考驗決策者的一道難題。
編者按
“黃河十年行”活動計劃用10年時間，記錄下在全球氣候變化大背景下黃河流域的生態變化，以及西部地區快速的經濟發展對黃河流域生態環境的影響。而每一次的行走，都會有新的變化、新的發現，比如草原的利用和保護、生態移民、資源枯竭型城市的轉型、工業化對黃河流域生態環境的影響等，這些問題也是整個西部地區在發展中都會遇到的問題。通過呼吁引起人們的關注，也正是“黃河十年行”活動開展的意義所在。
◆汪永晨
8月底至9月初，15位來自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地的記者和專家在青海省西寧市集合，開始第五年的“黃河十年行”。現代化的交通工具讓人們可以在一天之內，就能從內地的大城市到達黃河源區的瑪多縣。
在半個多月的時間里，2014年“黃河十年行”一行人對在全球氣候變化大背景下黃河流域的生態變化情況進行了考察，記錄下了一系列人為活動對黃河流域生態環境帶來的影響，希望能通過實地考察，呼吁人們對黃河的開發要適度。
黃河上游所在的中西部地區是每年“黃河十年行”活動所關注的重點，無論是草原的利用和保護，還是生態移民中存在的問題，在我國西部廣大地區發展中都不容忽視。是選擇依賴開發天然資源、強調本地資源開發和利用的發展之路，還是另辟蹊徑，強調保護天然資源，走保護和開發并重的可持續發展道路？這不僅是黃河流域地區在開發過程中要關注的問題，也是其他地區在發展中也應注意的問題。
瑪多縣： 禁牧就可以保護好草原？
要忌諱一刀切政策，不同的草場應該有不同的利用與保護策略；應該對草原進行靈活的動態管理，才能避免退化現象出現
8月21日，“黃河十年行”一行人要從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瑪多縣，走到玉樹藏族自治州曲麻萊縣的麻多鄉黃河源頭約古宗列。
瑪多縣城是距離黃河源頭最近的一個縣城。不過，與我們2007年第一次到瑪多相比，這里的發展可以用“飛速”來形容。我們每一次到這里，就會發現新房子要比上一次多了不少。“黃河十年行”一行人今年來到瑪多縣時，就看到這里又蓋起了一排排的新樓房。
從瑪多到麻多，雖然兩個地名音近，二者之間卻相隔了200多公里路程。因此，這一天，我們幾乎全在茫茫大草原上趕路，只有在偶遇成群的藏原羚、藏野驢、大鵟，或在水波浩渺的鄂陵湖和扎陵湖邊，看到了一排排站得整整齊齊的鸕鶿時，整個考察隊才會稍稍停下來，拿出相機一陣猛拍。一下子見到這么多野生動物，這是大家最激動的時刻之一。
朵華本是瑪多縣農牧林業科技局局長，他在草原上已工作了24年。據他介紹，整個瑪多縣共有3700萬畝草場，其中可利用草場面積 3300萬畝。從2005年起瑪多縣開始禁牧，近10年來，已有800多萬畝草場完全禁牧了。
“當然，都是根據牧民意愿來禁的。”朵華本說，牧民之所以愿意，是因為國家出臺了鼓勵政策，比如政府會對實行禁牧的草原進行補償，如果牧民家有幾十畝的草場，那么一年下來也有一筆可觀的收入。
朵華本說，由于草場廣袤，上世紀80年代時，瑪多縣是全國有名的首富縣，牧民們家家牛馬成群。據統計，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時，瑪多全縣所飼養的牲畜量是60萬~70萬個羊單位（按牲畜的飼草量折算，1匹馬約折合22個羊單位，1頭牛折合4個羊單位）。禁牧后，目前瑪多縣只有12萬個羊單位，僅相當于過去牲畜量的1/5~1/7。
草原飼養的牲畜量下降了，可與此同時，單位面積草原的載畜量也是下降的。朵華本說，上世紀80年代時，1個羊單位需要14畝草場來養活；到了上世紀90年代，1個羊單位已變成需要24畝~28畝草場來養活；今年則變成了需要18畝~20畝草場來養活 1個羊單位。
朵華本認為，現在的草場遠遠趕不上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時的草場。對于現在草原的變化，他認為有過度放牧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于大自然的氣候變化。
“現在只禁不牧，長期這樣做，顯然也是不合適的。”朵華本說，在草原文化中，人們認為沒有牛羊的草原是寂寞的，而牲畜對草原的適度踐踏，反而更有利于草原的健康。
朵華本指著路旁一大塊草原實驗田說，那是瑪多縣科技單位專門圈出來的實驗地，就是為了實驗如果完全禁牧，這塊地的草場是會變得更好還是相反。結果發現，在完全不放牧的草原，草長高之后，草葉便迅速發黃枯萎，與周邊牲畜使用的青青草場迥然不同。
“牧草天生就是用來供牛羊享受的。”朵華本非常樸素地認為，在禁牧已經施行快10年后，應該適當增加牲畜量，“具體增加多少，每年需要具體測算”，否則同樣不利于草原的健康。但讓他自己沮喪的是，現在愿意放牧的牧人也在減少了。
草原生態學家劉書潤跟草原打了一輩子交道，他認為，牲畜對草原的影響主要不是吃草，而是踐踏帶來的影響。草原是否健康，還取決于動物與動物、動物與草之間的相互關系。草原退化，其真實本意不是草原上的草少了，而是耐踐踏的草少了，或者是草原的生物多樣性降低了。
“我們習慣于用農業的方法去對待草原和牧業，比如衡量草原退化的標準，通常采用單位草原產草量、蓋度等指標來測量草原是否退化，這是不科學的。”劉書潤說，應該重新設計一套檢測草原是否退化的指標，比如除了看牲畜的可食用性牧草是否減少、有無出現草場退化的指示性植物、生物多樣性豐富度等。
劉書潤特別強調，在判斷草原是否發生了退化方面，一定要向牧民學習，那才是大智慧。
另外，也要忌諱一刀切政策，不同的草場應該有不同的利用與保護策略，甚至同一片草場中的不同區塊，也有可能出現不同狀況，最科學的辦法是對草原進行靈活的動態管理，才能避免退化現象出現。
黃河源： 水源充沛背后的隱患
冰川和凍土的融化，雖然在短時間內會增加水量，但從長遠來說，這無異于殺雞取卵，在未來幾十年會造成水資源短缺的危機
8月22日凌晨，我們前往黃河源頭最近的一個駐扎點——玉樹州曲麻萊縣麻多鄉。從這個小鄉鎮出發，經過大約30公里左右的泥土路，才能到達巴顏喀拉山北麓。
一道斜坡下，三五塊灰色的石碑很突兀地豎立在雪原上，這里便是真正的黃河源頭了。由于全球氣候變暖，近些年黃河源頭一直在持續收縮之中，即真正沁出泉水的 約古宗列曲，正一點一點地遠離最初立碑的那處地點。
“黃河十年行”一行人再次來到黃河源頭，一名隊員拉出卷尺，仔細丈量已退縮至一處牧民網圍欄之內的黃河源退離石碑的長度。還好，與去年相比，黃河源頭并沒有出現明顯的退縮。開車的司機說，這是因為今年雨水多的緣故。
在一塊草皮下，一股股清澈細亮的水流不知從哪里鉆出來，在腳底匯成了一個巴掌大的小水坑。水很清，掬手可及，坑底細砂歷歷可見。在不急不緩注滿這個小水坑后，這股清亮澄澈的細水，再次纖弱無比卻又執著頑強地往坡下蜿蜒而去。這就是黃河源地理意義的坐標——約古宗列曲的源頭。
站在黃河源頭，目送這一涓涓細流七彎八拐，很快消失在視野之外。很難想象，就是這么一小股清流，在其后漫長的旅途中，陸續接納了眾多河流，最終成長為一條孕育了5000年華夏文明史的母親河。
今年的黃河源頭沒有退縮，意味著今年的高原水補給還算充沛。然而，對踏上高原的“黃河十年行”專家而言，這未必是個好消息。由于全球變暖的原因，除青藏高原冰川加速融化外，高原凍土層也開始加快消融，正是這些水源的補給，保證了黃河近年不斷流。有專家指出，從青藏高原的水涵養功能上講，凍土層所涵養水分甚至是冰川的7倍~8 倍。
對于這一現象，曾參與“黃河十年行”的冰川專家沈永平說，凍土就像隔板
一樣，使得降水可以留存在地表，形成徑流，滋潤濕地和草場。而受氣候變化的影響，凍土層退化，“隔板”被破壞了，就會造成地下水水位下降，草場和濕地都會隨之退化。
沈永平還表示，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態環境受氣候變化干擾尤為嚴重，地球上其他地區普遍升溫0.5攝氏度，青藏高原溫度已經升高了1.2攝氏度。在2000年時，科研人員觀測到升溫大約影響到了地下15米的凍土層，而現在這個影響范圍已經達到了地下40米。
沈永平還指出，青藏高原的凍土是歷經千萬年地質過程形成的，一旦破壞掉，在我們及之后幾代的有生之年都無法恢復原狀。冰川和凍土的融化，雖然在短時間內會增加水量，但從長遠來說，這無異于殺雞取卵，在未來幾十年會造成水資源短缺的危機。它們加速消融，意味著享有“世界水塔”之稱的青藏高原正在加速失水。
為此，也有專家認為，如果沒有這些全球暖化之下的高原融水補給，黃河在流下世界屋脊后，歷經數千公里的頻繁農耕、工業發展、層層疊疊大壩攔截之后，在中下游某些河段，將會面臨斷流的境地。
高原很冷，我們晚上還要回到瑪多縣。離開黃河源區，沿途大雪漸融，一望無垠的青碧色草原再次延展至低垂的天邊，牧人們成群的耗牛，在草原上星星點點。這一段的黃河，藏族人稱之為“瑪曲”，意即孔雀河，是一條美麗溫柔之河，河水澄澈如洗、河道溫婉曲折，在偌大的高原上，像個高原姑娘一樣自由徜徉信步。
劉書潤教授認為，草原上人們對神山圣水的尊崇是出自骨子里的，他們不允許在河邊洗衣洗菜甚至洗澡，怕弄臟了河水，這里人們的活動，才是對自然資源可持續利用的最好注腳；而中下游地區對黃河水資源的利用，應適度為最，任何貪婪或過度，都是對黃河母親的巨大傷害。
貴南縣切扎村： 定居牧民多數仍居住草原
牧民定居后，在醫療、教育、購物等方面確實便利了很多，但在對傳統文化的繼承方面，也存在一系列問題
8月25日，“黃河十年行”一行人從青海省同德縣趕往貴德縣。早上出發前，大家得知沿途會經過一個移民村。
中巴車依然在大片的草原上行駛，但地面明顯變得崎嶇不平起來，再也不像此前眼前出現的總是一望無際的坦蕩大草原。瑪曲河谷在這一帶高原切割出了巨大的溝谷，溝谷深達數十米、寬近百米，在大地上七曲八彎，如同人們隨意漫筆的畫作。
在前往貴德縣途中，路邊的草原出現了跟先前完全不一樣的地方。在靠近公路的草原上，有的地方豎起了連綿無際的鋼絲圍欄，有的地方則是以土砌墻，形成了一道長長的矮土墻。原來這是一大片被圈起來的人工化草場。據說是當地政府將一些草場拿出來租給農牧公司，然后公司再雇傭當地牧民收割牧草，用以提高草原生產效率。
“在國外，也有這樣的人工集約化牧場，比如飛播草籽、撒農藥、施肥等，我們目前國內的人工牧場還只是在初步嘗試，只是一個雛形，達不到那樣的生產規模。”專家趙連石介紹說，當地許多牧民在失去自然牧場（或部分被征收）后，也會轉而依靠人工牧場過冬。比如冬天一捆草可以賣七、八元錢，遇上雪災年，一捆牧草會賣到 100元~200元錢。有的牧民一個冬天光買草的錢，就要花上一兩萬元。
由于我們昨天對一個移民村進行過調查，調查對象主要是黃河兩岸的移民，這一天在車上，大家針對移民問題進行了交流。
志愿者艾若這幾年在四川、云南、青藏高原等地都走訪過不少移民村。據他介紹，在他所做的移民村調查中，
大部分的移民是滿意搬遷后的生活的，但在真正搬遷之后，才慢慢意識到傳統文化的斷層，而吃的、住的、水源地等也大不如以前了。
趙連石此前也曾多次在草原上專門調查草原移民現狀，他說，牧民集中居住后，在醫療、教育、購物等方面，確實比以前便利了很多。政府在移民村建設方面，也為移民們規劃了很好的生活藍圖，比如可以半農半牧，還有針對牧民轉型開展的職業培訓等。盡管有著這些實際利益，但由于對牧民的傳統生活方式缺乏一定的了解，也會存在一系列問題。
貴南縣切扎村就是我們要經過的移民村。大家走進這個近300戶人家的村子里，發現大約80%的房子基本上是空著的，無人居住，僅有幾家住著人。
65歲的夸爾嘉說，自己目前家里還有草場，養了200多只羊、幾十頭牛，從附近20多公里外的地方搬來這里居住已經5年了。“現在牛也沒在、羊也沒在、草也沒有，人們都出去干活了。”老人解釋村子里空蕩蕩的原因。
16歲的索南卓瑪正在讀高二，她說整個切扎村有300多戶人家，但一般最多只有50戶人家長住，大多都是從貴南縣過馬銀鎮甲拉爾村搬過來的。現在村里有20戶人家住在這里，其他人都住在牧場，只剩下了老人和孩子。卓瑪說，老人干不動牧活了，冬天留在這里會比較好。
到下午5點時，所有分頭調查的隊員們全部聚齊，分享并報告了自己所在組的田野調查情況。
綜合來看，到目前為止，切扎村大概只有20%~30%的人家住在這里，另外70%~80%人家多是院門緊鎖，常年仍住在草原上。在生活物質方面，總體都比以前有所改善，尤其是老人就醫和孩子上學方面更是便利；出去打工，成為牧民們一個新的選擇，家庭收入來源多元，且有所增加。最對他們來說，最擔心的是傳統文化的消失。
寧夏廟廟湖村： 生態移民仍是一個難題
從生態環境極度脆弱地區搬遷出來后，能否在新的環境中生活下來，仍然是考驗決策者的一個難題
“黃河十年行”更多關注黃河本身的變化，但是兩岸人們生活的變化自然也和黃河息息相關，這也成為我們的一個關注重點。
甘肅省白銀市距蘭州市70公里，位于甘肅省中部，地處黃土高原和騰格里沙漠的過度地帶。黃河流經全市258千米，這是一個資源型城市。從2010年開始，我們連續4次采訪過這里的農民郝東升，見證了他受污染企業影響的生活。
8月28日，我們穿過白銀市區，驅車來到位于城鄉結合部的郝東升家。郝東升的媳婦指著院子里樹上的蘋果告訴我們，村旁邊的污染企業關了以后，院子里的蘋果能吃了。
郝東升告訴我們，因為兩個人的身體都不好，今年只種了玉米和芹菜。夜里還是能聞到污染企業散發的氣味，郝東升說，工廠也要生存，不然這里的人該怎么生活呀。他們說起這些時，有無奈，也有中國式的寬容。
郝東升家之所以可以少種地，是因為家里早年間房子蓋得多，房租收入就成了家里生活的重要來源。可隨著工廠被關閉，資源型城市面臨著資源的枯竭，這個靠房租生存的小家，也面臨著大時代所遇到的同樣的挑戰。
位于寧夏回族自治區平羅縣、被稱為“氣候移民村”的廟廟湖村是我們今年的考察重點。廟廟湖村位于寧夏北部石嘴山市平羅縣，與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鄂托克前旗相鄰，由銀川驅車向北100公里，再跨過黃河便是。
廟廟湖村的移民搬遷，源于寧夏一項涉及35萬人的移民計劃。這份名為《寧夏“十二五”中南部生態移民規劃》中寫到，遷出地“處于我國半干旱黃土高原向干旱風沙區過渡的農牧交錯地帶，生態脆弱，干旱少雨，土地瘠薄，資源貧乏，自然災害頻繁，水土流失嚴重。”
這塊遷出地有個更為世人熟知的名字——西海固，這里水資源極度缺乏。如果把西海固這樣的生態脆弱區和《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中提到的連片特困地區、重點縣和扶貧村放在同一張地圖上，會發現它們在地理上有驚人的重合。相關部門于2005年發布的統計數字顯示，我國95%的絕對貧困人口生活在生態環境極度脆弱的地區，而這部分地區對氣候變化更為敏感。
一份由平羅縣勞動就業服務局提供的廟廟湖村移民調查表揭示了這里存在的問題。根據這份調查表，整個村已經移民的6026人中擁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僅有86人，占總人口1.4%，其中有很多是在讀的學生，文盲1088人，占總人口18%。
因為文化程度偏低，有的移民不得不從事任務繁重或是高污染的工作。在廟廟湖村附近的移民村三棵柳，48歲的移民明耀虎就不得不在鎂廠從事高強度的工作。
在這個村子，一些移民安置房空閑下來，因為在新環境里找不到工作，有的人回到老家投靠親戚；少數的空房子又很快被從更偏遠地方來的移民承租下來，帶著對新生活的計劃和向往。
寧夏“十二五”移民規劃里提出讓移民“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的口號。但是由于就業市場的供需矛盾存在，寧夏移民局副局長郭建繁承認，要真正讓移民穩得住，仍然是考驗決策者的難題。
今年是“黃河十年行”一行人第一次來到廟廟湖移民村進行考察。因語言不通，我們沒能和村民們進行更深入的交流。在未來的5年里，因氣候變化而移民的村莊可能還會出現，我們希望今天這樣的記錄還將繼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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