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當前我國環境保護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和機遇，在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大形勢下，充分認識環境經濟政策在環境管理中的關鍵性作用，抓住機遇，積極推動環境經濟政策做強做實意義重大。
我國環境經濟政策調整環境與經濟利益關系的作用尚未充分顯現
“環境經濟政策的本質是通過市場機制糾正環境問題的外部不經濟性，使外部成本內部化。從總體看，我國環境經濟政策仍處在探索階段，在調整環境與經濟利益關系的作用方面較為有限，一些根本性因素制約了環境經濟政策的發展。”
環境問題究其本質是經濟結構、生產方式和發展道路的問題。環境經濟政策的本質是通過市場機制糾正環境問題的外部不經濟性，使外部成本內部化，其核心思想就是由政府給外部不經濟確定一個合理價格，給市場經濟主體施加一定的經濟刺激，從而促使人們主動而不是被動地保護環境，最終達到改善環境的目的。
與命令—控制型政策對污染者的外部約束相比，環境經濟政策是一種內在約束力量，它允許污染者選擇以最低成本實現環境效果，具有增強市場競爭力、促進環保技術創新、降低環境治理與行政監控成本、兼顧公平與效率等優勢。
我國利用市場手段保護環境已走過了30多年的歷程，在排污收費、排污權交易、綠色信貸、綠色貿易等方面進行了有益探索和實踐。環境經濟政策逐漸成為我國環境管理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然而從總體看，我國環境經濟政策仍處在探索階段，在調整環境與經濟利益關系的作用方面較為有限，一些根本性因素制約了環境經濟政策的發展，主要有以下突出問題：
一是環境經濟基礎尚不完善，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難以發揮。產權理論、外部性理論是環境經濟政策的基礎，建立產權明晰、定價合理的資源環境價值體系是環境經濟政策的重要內容和基礎。
在產權方面，我國環境資源市場以公共所有、政府管制模式為主，存在資源環境產權不明晰和市場運行效率低等問題。至于環境產權目前尚沒有清晰的概念，普遍認為對于環境這種無形之物可以無價或廉價獲取，于是環境產權成為一個被忽視的問題，更沒有相關制度設計。
在定價方面，公共定價對環境成本考慮不足，主要資源環境產品定價，如水、電、煤、氣等的定價依據仍然是生產成本，主要關心的是價格變動對生產成本和消費水平的影響，以及企業能夠獲得的利潤。在大多數情況下，資源環境產品價格尚未完全真實地反映長期環境損害和環境恢復成本，以透支環境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務。這樣的價格機制無法激勵環境治理和改變生產者、消費者破壞環境的行為。如果這些重要的基礎性制度尚不完善，由此建立和發育起來的其他環境經濟政策，如排污收費、排污權交易、生態補償等都成了無源之水。正因如此，很多環境經濟政策失去了配置資源的功能，成了變相的政府管制。
二是政策目標缺乏持續性和穩定性，影響政策執行效果。目前，我國環境經濟政策大多仍處于探索和試點研究階段。迄今我國所有的環境經濟政策類別中，除了排污收費已成為較為規范的制度外，生態補償、排污交易、環境責任保險等政策雖已探索較長時間，但仍處于試點階段。國家層面出臺的政策基本上是指導性的，多以“意見”形式出現，地方出臺的相關文件也多采取“暫行辦法”的形式，主要是為了引導和規范政策試點，很少納入地方法規之中。
由于試行政策的適用性、政策推行條件以及配套需求等仍需探索，試行中的環境經濟政策目標存在不確定性和穩定性，政策的有效性難以保證。例如，國家關于取消“兩高一資”產品出口退稅的政策在經濟不景氣時面臨挑戰，在行業協會的游說下有些產品出口退稅得以恢復。
三是政策調控力弱，市場失靈難以克服。環境經濟手段發揮應有作用必須滿足一個基本前提，就是企業超標排放所支付的環境保護補償費用必須大于企業因逃避環境責任而取得的非法收入額度。具體來說，只有當環境處罰或收費的額度超過其因減少環保投入所節省下來的貨幣價值時，環境管理的經濟手段才能真正發揮作用。而當排污費低于邊際治理成本時，企業不會主動采取任何污染治理措施。
我國現行排污收費制度只是為環境資源的使用設立了一個較低的費用門檻，只要支付一定費用，使用者就可以相對“自由”地享用環境資源。因此這一制度不能約束使用者對公共物品的使用權，無法克服“市場失靈”問題，從而導致排污收費的政策績效很低，一些企業寧繳超標排污費也不愿治理污染。
四是法律和市場機制不健全，政策實施存在天然障礙。長期以來由于我國法制不夠健全，管理中較多采用行政手段，以行政代替法律干預市場的現象較為普遍。在法律不健全、市場機制不完善的情況下，環境經濟政策很難通過自身力量去真正構建市場，形成交易和激勵。一些環境經濟政策強行出臺，必然存在天然障礙，一旦政策推行出現問題，高度集權的公共政策執行體制就容易導致政府在實行環境經濟刺激手段時對市場進行過多行政干預。
例如，我國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在多個城市嘗試了排污權交易試點工作，但國家法律和政策對排污權無明確認定，缺乏系統的排污權交易指標核定方法來確定二級市場上可交易的排污指標，許多交易都是在政府一手干預下進行的，難以體現出環境資源稀缺性和真實成本。
法制和市場機制是做強做實環境經濟政策的前提和保障
要讓環境經濟政策真正在環境管理中發揮出合理配置資源的關鍵性作用，必須滿足以下前提條件：
一是嚴格的法律。市場經濟本質是一種法制經濟，環境經濟政策只有在相應的法律保障下，才具有合法性和權威性，才能保證公平的競爭環境，因此法律基礎是環境經濟政策的生命線。
二是完全的市場經濟體制。環境經濟政策是政府通過經濟刺激手段，向受控對象傳遞市場信號。要有效實施環境經濟政策，首先要明晰產權關系、向市場發出正確的價格信號，因此，要創建并推動環境經濟政策，必須基于市場經濟規律，擺正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保證市場公平競爭，防止行政過度干預導致市場扭曲。
三是政府部門的配合。環境經濟政策更多體現為財稅、金融、價格等政策調整，因此，環境經濟政策的創新和完善離不開政府各相關部門以及政府與企業、公眾的協調與配合，任何一個部門都無法單獨將環境經濟政策做大做強。
四是必要的技術支持。環境經濟政策要實現其調控和配置資源功能，需要以成熟的配套技術為基礎，其核心是要算清賬、定好價，明確環境損害成本，明確如何避免罰小于過、獎小于功，讓經濟杠桿撬動市場。
以體現環境有價為目標做強做實環境經濟政策
“做強做實我國環境經濟政策的核心目標是要探索環境成本內部化的途徑，彌補傳統的市場經濟及經濟法制的缺陷，推動在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的全過程實行對環境資源有償使用。”
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要求，做強做實我國環境經濟政策的核心目標是要探索環境成本內部化的途徑，彌補傳統的市場經濟及經濟法制的缺陷，推動在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的全過程實行對環境資源有償使用，解決經濟不環保、環保不經濟的環境保護市場失靈問題，體現環境有價。為此提出以下建議：
首先，應加快完善環境經濟政策基本制度。當前，要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大背景下，抓住市場機遇，積極構建充分體現環境資源價值的環境經濟政策體系。一是要加快探索建立環境產權制度?？紤]到水、空氣等環境要素所有權難以界定，我國可基于環境容量和地區環境承載力，建立以法定排污許可證為載體的污染物排放配額制度，以污染排放配額占有權、使用權為主要規范內容，探索構建環境產權制度。二是應進一步深化環境資源價格改革機制。在脫硫電價補貼、重點行業階梯電價政策及水價政策等基礎上，推動環境收費制度改革和電價改革，加快建立稀缺性資源定價政策。結合環境稅試點進展，繼續改進環境稅方案設計，繼續推進環保相關的資源稅、所得稅、增值稅、消費稅等稅種的綠化改革。
其次，著力強化逆向約束政策，讓污染企業付出真實成本。環境經濟政策對企業行為具有逆向約束作用，在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進行最優配置的基礎上，要通過政策規范和引導，將資源環境成本價值盡快納入企業總成本中，使企業的開發和生產行為充分考慮環境因素，使環境成本內部化。在政策完善中，一是要按照十八大提出的實施最嚴格環境保護制度的要求，針對排污收費標準低于污染治理成本的狀況，結合當前環境污染形勢和總量控制需求，利用好環境費改稅機遇，較大幅度提高排污收費（稅）標準，擴大污染物種類。二是針對流域、重要生態功能區、自然保護區、礦產資源開發、資源枯竭型城市，開展生態系統有償服務與生物多樣性經濟價值評估研究。以內化相關生態保護或破壞的外部成本為依據，合理確定補償標準，擬定補償技術指南，逐步構建生態補償機制和政策體系。三是擴大消費稅征收范圍，提高稅率。將目前尚未納入消費稅征收范圍的資源性、高能耗、高污染的產品，如含磷洗滌劑、車用鉛酸蓄電池、高毒性農藥化肥、含揮發性有機物家裝建材等納入消費稅征收范圍。計稅方式應從對生產環節計征改為在批發或零售環節計征，應從價內計征改為價外計征，引導消費者自愿購買節能環保產品。四是加快建立貿易與環境協調發展的政策體系，進一步強化“兩高”和資源性產品出口高關稅和取消出口退稅政策。
第三，積極挖掘政策潛力，讓環保企業有利可圖。當前國家不斷加大環保力度，隨著國務院印發《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以及水和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不斷深入，法律等命令控制型政策的強制約束力不斷增加，企業治污積極性和主動性明顯提升，節能環保產業面臨重大發展機遇，環境經濟政策應做出積極反應并向市場發出正向的激勵信號，讓企業在節能環保中有利可圖。為此，應進一步挖掘政策潛力，創新政策設計。一是建立有利于環境保護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在財政轉移支付中增加生態環境影響因子權重，對環境質量改善、生態建設良好的地區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二是要以強化法律監管為基礎，加快完善排污有償使用和交易制度。應通過排污許可證將排污和交易指標法定化，明晰使用權，實施公平交易。三是完善各類財政激勵政策，完善資源綜合利用等增值稅優惠政策，包括調整和完善相關資源綜合利用產品的優惠范圍和目錄，根據需要合理制定一些新的優惠政策。允許企業將污染治理費用計入成本，對重污染企業退出給予減稅、免稅、土地、金融支持等方面優惠。
第四，用環境要求來綠化重要經濟政策。應從更高、更廣的視角看待環境經濟政策，將經濟政策的綠色化作為環境經濟政策的重要內容，體現以環境保護優化經濟發展目標。為此，要建立促進經濟綠色發展的體制機制，建立包括資源環境要素的市場經濟制度，形成有利于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的價格、財稅、金融、土地等方面的經濟政策體系。一是要推動取消農藥、化肥以及農膜等不符合環保要求的增值稅優惠政策，對不易造成土壤污染的有機肥等農資產品給予優惠政策。二是加大對金融機構的綠色引導，實施綠色信貸，建立銀行綠色評級制度，完善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機制，建立環境違法上市公司退市機制。三是強化政府綠色采購，將環境標志產品納入政府強制采購目錄，以消費端綠色要求倒逼生產端綠色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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