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大氣污染防治法》之后，《水污染防治法》的修改已納入全國人大的修法日程。
在近日召開的由全國人大主辦的“紀念《水污染防治法》頒布實施30周年座談會”（以下簡稱“座談會”）上，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陳昌智指出，本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當前我國面臨的水污染嚴峻形勢，再一次把修改《水污染防治法》提到了議事日程。
對此，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鷹在座談會上進一步指出，《水污染防治法》的修改已列入了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有關部門已經開展了前期研究工作。
這將是《水污染防治法》的第三次修改。公開資料顯示，現行《水污染防治法》制定于1984年，已先后于1996年和2008年進行了兩次修改。
水污染防治形勢依然嚴峻。“全國4778個地下水水質監測點中59.6%的水質較差甚至極差。全國9個重要海灣中，7個水質差或極差。污染物排放遠超環境容量，水污染治理任務艱巨。”在座談會上，環保部副部長翟青介紹。
污染物排放遠超環境容量
污染物需再削減30%～50%以上
陳昌智介紹，據有關資料顯示，我國人均水資源占有量為2100立方米，僅為世界人均水平的28%；全國年平均缺水量500多億立方米，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農村有近3億人口飲水不安全，水資源短缺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主要瓶頸；更為嚴峻的是我國的水資源利用仍然不合理，水污染問題日益嚴重。
污染物排放遠超環境容量，污染治理任務艱巨。“由于經濟發展方式粗放、產業結構和布局不合理、城鄉環境基礎設施欠賬仍然較多等問題，污染物產生量和排放量仍然過大，造成不少地區環境容量超載。據國內有關專家測算，目前的污染物要再削減30%～50%以上，水環境才會有明顯的改善。”翟青介紹。
翟青同時也指出，水環境質量狀況不容樂觀。“仍有近十分之一的地表水國控斷面水質劣于Ⅴ類，不少流經城鎮的河流溝渠黑臭。飲用水污染事件時有發生。據國土資源部調查，全國4778個地下水水質監測點中，59.6%水質較差甚至極差。”
“為什么水污染防治法頒布實施30年還會出現這些現象呢，我認為主要有以下三大原因：沒有按照科學發展觀辦事，沒有按照法律辦事，沒有按照客觀規律辦事。”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錢易分析。
錢易指出， 長期以來，很多地方領導關注的首要問題仍是GDP的增長，發展模式還很粗放，對環保工作是“講得多，做得少”，“軟的多，硬的少”，往往是GDP增長指標超額完成，節能減排指標差距甚大，沒有完成環境保護目標。
“我國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問題仍然十分嚴重。有些工業企業公然說，“執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 因此違法排污現象十分普遍。這首先說明了這些企業家法律意識的淡薄，環保覺悟的低下，同時也說明了法律制定和執法檢查存在的問題。”錢易稱。
錢易強調，執法也很需要改進。“現在的主要執法力量是中央到地方的環保管理部門和人大環資委，但打開機器歡迎，關掉機器歡送的現象時有發生，政府和人大的執法人員畢竟很難對地域廣大、人口眾多的中國進行經常的全面的檢查和監督。”
強化法律責任機制
加大對破壞飲用水源水質的懲罰力度。
因此，應加快修改《水污染防治法治》，扭轉我國水污染嚴峻形勢。
陳昌智分析，現行的《水污染防治法》在明確各方面責任上還不完善；在飲用水水源保護區劃定、監管，地下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法律規定也存在缺陷，應當予以修改補充。《環境保護法的》修改，也為水污染防治法的進一步修改完善創造了條件、提出了要求。
“《水污染防治法》的修改，要確保水環境良好和飲用水安全是最終目標。”錢易介紹，一定要加強對飲用水源的保護，嚴禁各類污染源的排放，加大對破壞飲用水源水質的懲罰力度，采取有效措施保障農村飲用水的安全。
在保障飲用水安全方面，錢易特別指出，為了控制農業和農村的面源污染，應大力推廣建設生態農業，減少化肥農藥的用量，使用沼氣池處理并利用人、畜糞便和其他有機廢料，生產能源和有機肥料。
錢易認為，水污染防治應把源頭控制、減少排放放在首要地位。“我國已經頒布《清潔生產促進法》和《循環經濟促進法》多年，應加強執法力度，重視執法過程中的公眾參與。”
“全國人大環資委要提前介入法律的修改工作，希望國務院盡快將水污染防治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與環境保護法做好銜接。”陳昌智表示。
對此，翟青表示，環保部將配合全國人大做好《水污染防治法》修訂工作，完善配套法規政策及標準規范體系，進一步加大執法力度，嚴厲打擊環境違法行為。完善水污染防治規劃體系，全面提升監管能力。加強環境信息公開，以公開推動監督，以監督保障落實。
翟青還提出了水污染防治的未來思路，即抓兩頭、帶中間，全面改善水環境質量。大江大河和小河小溝并重，良好水體保護優先，確保飲用水安全，集中力量治理劣Ⅴ類水體，特別是要消滅一批影響范圍廣、公眾關注高的城鎮黑臭水體，帶動其他水體水質改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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