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計劃于7月1日起在全國范圍內強制執行的新《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由于目前國內大部分地區城鄉供水機制不完全、管理制度落實不到位、監測能力建設滯后、應急處置能力不強等問題，已推遲至2015年再行實施。對此，專家表示，為確保飲用水安全，確實仍有很多工作要做，除了檢測能力的建設，從源頭加強對水體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ersistentO rganicPollutants，簡稱PO Ps)的防治尤為重要。
危險的POPs
多年專注于PO Ps研究的清華大學環境學院院長余剛教授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指天然或人工合成的能持久存在于環境中、通過生物食物鏈(網)積聚、并對人類健康及環境造成嚴重危害的有機污染物質。
PO Ps有四個特性，即持久性、生物蓄積性、高毒性和揮發/半揮發性，PO Ps可以存在于水體、土壤、大氣、生物體中，并且可以通過風和水流傳播到很遠的距離。
PO Ps對生物體危害巨大，不僅可能會使人類嬰兒的出生體重降低，發育不良，骨骼發育的障礙和代謝的紊亂，并且還會對神經系統、免疫系統和生殖系統造成危害，影響人類內分泌系統，導致生殖功能異常、新生兒性別比例失調，不僅對個體產生危害，而且對其后代造成永久性的影響。此外，一些PO Ps還有致癌的作用，促進腫瘤的成長，并且使一些器官發生病變。即使是低濃度的PO Ps物質也會對生物體造成傷害，例如，二惡英類物質中最毒者的毒性相當于氰化鉀的1000倍以上，號稱是世界上最毒的化合物之一，0.1克二惡英就可導致數十人死亡。并且PO Ps能夠持久存在，能通過食物鏈在生物體內富集，從而造成更大的危害。
鑒于PO Ps對全人類可能造成的嚴重危害，為淘汰和削減PO Ps的生成和排放，國際社會于2001年5月22日在瑞典斯德哥爾摩通過了《關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以下簡稱“《斯德哥爾摩公約》”)。首 批 列 入 公 約 受 控 名 單 的1 2種P O P s分為3類———即有機氯殺蟲劑：滴滴涕、氯丹、滅蟻靈、艾氏劑、狄氏劑、異狄氏劑、七氯、毒殺芬；工業化學品：六氯苯和多氯聯苯；工業生產過程或燃燒生產的副產品：二惡英(多氯二苯并-對-二惡英)、呋喃(多氯二苯并呋喃)。目前，全球已有22種PO Ps列入公約受控名單。我國是2001年5月22日首批簽署公約的國家之一，公約于2004年11月11日正式對我國生效。
我國水體POPs含量高
中科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研究員曾永平等人通過對現有數據的整理與分析，初步評價了中國主要水系和沿海水域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濃度分布狀況，發現這些水體大多受到PO Ps污染，且PO Ps含量處于全球范圍值的高端。
曾永平等人的研究顯示，中國五大河(長江、黃河、珠江、淮河和海河)都不同程度地受到PO Ps的污染，其中處于北方的黃河中有機氯農藥的污染程度，尤其是六六六，比處于中南部地區的長江與珠江要高。
根據《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飲用水中滴滴涕的限值為1000納克/升；中國的河流和湖泊中滴滴涕的濃度均低于此限制值。但如果采用歐盟標準，即限制值為25納克/升，中國多個水域如通惠河、海河、官廳水庫、巢湖等都超標；其中，北京的通惠河含滴滴涕濃度最高，為663納克/升。
同時，《地表水水質標準》對中國地表水中多氯聯苯的限制值為20納克/升。根據這一標準，四大河流(海河，通惠河，淮河和太湖)中多氯聯苯的濃度均高于監管限制值，其中最高值出現在海河，各監測點的濃度范圍為311納克/升至3110納克/升。另外，中國對海水中的多氯聯苯并沒有建立監管限制。
余剛教授也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他的研究團隊曾經對京津河道和東部一些化工區老的搬遷的土壤做過一些調查，發現在個別點上PO Ps超標很高。
曾永平等人指出，如果以歐盟的建議值和中國的監管限制值為評價標準，中國河流和沿海水域中多氯聯苯和滴滴涕的濃度水平與飲用水息息相關，可能會對人體健康構成潛在風險。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國現有的國家水質評價標準大多與散裝化學品參數和重金屬有關，很少與有機污染物有關；如果水質量安全評估標準包括有機污染物的話，我國達標的飲用水源水供應將減少。
多種原因造成POPs含量高
中國水體PO Ps含量偏高，既有歷史遺留問題，也與對PO Ps目標物的控制現狀有關。
盡管我國是《斯德哥爾摩公約》締約國，并決定自2009年5月17日起，停止特定豁免用途、全面淘汰殺蟲劑PO Ps，但在此之前，各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早已大量的存在。現有資料顯示，在1950-1983年這期間，我國使用六六六490萬噸、滴滴涕40萬噸，分別占據全球總用量的33%和20%。此外，自1995年以來，我國每年生產5000-6000噸技術型滴滴涕，用于防污漆生產和添加劑。而從1965年到1974年多氯聯苯在中國的使用總量約10000噸左右。余剛表示，盡管有機氯農藥等已經在我國被禁止和限制使用多年，但由于這些有機物在環境中難以降解且持久性很強，因此很多環境介質中依然存在有機氯農藥的殘留，其中沉淀物作為有機氯農藥環境遷移和轉化的一個主要環境歸宿，積累的殘留濃度很高。近年來我國對內陸湖泊水體和近岸海域沉積物檢測研究也都基本反映了這一事實。
同時，我國現在關于PO Ps目標物控制仍主要是第一批列入《斯德哥爾摩公約》的12種目標物，后來增加的溴代、氟代等10種受控物質，目前仍沒列入控制范圍內。
此外，電子垃圾的泛濫也成為PO Ps的重要來源。曾永平對記者表示，進口電子廢物的不善處理已成為PO Ps目標物如多溴聯苯醚和二惡英在中國環境中存在的主要來源。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固體廢物污染控制技術研究所研究員黃啟飛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稱，我國農藥生產量、使用量在全球占到很大比重，歷史遺留的農藥類PO Ps廢棄物產生量較大，部分傳統PO Ps(如滴滴涕等)在國內部分區域的含量仍然較高；而在珠三角等地區，電子廢物拆解地的沉積物中PB D E s(多溴聯苯醚)污染水平較高。至于國內從未生產的狄氏劑、異狄氏劑、十氯酮、六溴聯苯等PO Ps，若在本土有檢出，主要是借助大氣、水體長距離遷移而來。
防治要從源頭抓起
曾永平告訴記者，目前關于POPs的處置技術主要有高溫焚燒、化學處理、工程填埋、長期控制存貯和回收綜合利用等方法,但這些辦法都很難清除水體中的PO Ps，PO Ps在水體中要么被溶解要么沉淀在底泥中。在水 體加熱之后一部分揮發性的POPs可能會揮發掉，但是一些半揮發性或者不揮發的PO Ps仍會存在。
針對目前全國范圍內對PO Ps污染的長期監測數據十分缺乏，對水域中PO Ps污染認識不足的現狀，曾永平指出，保護飲用水源免受PO Ps的污染，應是中國水資源管理中優先考慮的問題。要對不同的污染物采取不同的控制策略。例如，用于生產三氯殺螨醇和防污漆的工藝過程應精心設計，并加強排放監管和控制，大幅度降低滴滴涕在最終產品中的殘留水平，從而減少排放到接受水體的總量。無論是拆解進口或國內產生的電子廢物，都必須嚴格監管，最大限度地減少向周圍環境排放有害物質。對以多氯聯苯為冷卻劑的電容器和電力變壓器也需要跟蹤管理，以防止多氯聯苯泄漏。應盡快建立全國性的水體有機污染監測網絡，以更有效地評估中國主要水域有機污染的現狀，為保障快速經濟發展與城市化背景下水資源的質量提供科學依據。
余剛則認為，國內對于PO Ps污染的防治，要從源頭抓起，積極借鑒日本、歐盟等發達國家的相關經驗。首先必須從源頭控制二惡英的排放，減少進入環境的總量。其次是廢棄的有機氯殺蟲劑類PO Ps和多氯聯苯必須安全處置，消除這些高濃度危險化學品的危害。第三是盡快制定新增的10種PO Ps物質的履約行動計劃，特別是氟代、溴代POPs物質的控制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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